苏轼有云：“念书万卷不读律淫咪咪，致君尧舜知无术。”倾盆新闻·私家历史零星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巴县妇女档案”作为“洗冤录”的号外篇，聚焦清朝重庆地区妇女的生涯气象。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48岁的徐秦氏来到巴县衙门，状告她的丈夫徐以仁。徐秦氏的状纸长达537字（险些是普通诉状两倍的篇幅），激怒地控诉徐以仁如何侵吞她的嫁奁、如何两次卖掉她，又如何卖掉了她死活与共的儿子和婢女。令知事印象极深的，还有徐秦氏被剃去后新近长出的“尚不受簪”的头发。这不仅让她的形象与渊博妇东谈主大不疏通，更让不雅者忍不住估量这“剃发”背后的故事。
然而先别忙着悯恻秦氏，她在诉状中的话其实莫得几句是真的。而我在这里发达秦氏的故事，也不是为了增多一个传统中国女性如何耐劳连累的样本。相背，秦氏是我在清朝司法档案中看到的，最难勉强的一个女东谈主。在这桩长达三年的差异诉讼中，她是低到尘埃里的底层女性，是不对理的轨制与现实的受害者。但同期亦然金石可镂的原告，死缠烂打的敲诈者，被世东谈主非议的恶女东谈主，甚而是为我方申辩的讼师，连这场差异诉讼王人是她自编自导的一场戏。
秦氏很像一个穿越到清朝的现代东谈主，她不怯于为我方争取利益，这少许会让现代不雅众容易共情。然而她毕竟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轨制、主流价值不雅甚而是东谈主们的潜说明，王人与今天大不疏通。发达秦氏的故事其实是为了探讨：一个不收受男权规定的清代妇女，究竟会作念些什么？又能作念什么？她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女东谈主？她在阿谁时期的生涯空间究竟有多大？在这样的对比中，偶而咱们更能认清我方是谁？那些咱们收受或不收受的东西究竟是如何来的？
较量第一趟合：叙州府分谈扬镳
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的状纸中，秦氏称我方为“徐秦氏”，称徐以仁为“氏夫”，言下之意是二东谈主仍保持着婚配关系。但事实上，他们早在三年前就如故没联系系了。这是为何？让咱们重新梳理这场诉讼的历程：
在本案的卷宗中，保存着一张乾隆五十三年（1788）秦氏和徐以仁在叙州府（位于川南，治所在宜宾县）缔结的通知，原文如下:
立出字，妇秦氏因四十八年自主嫁与徐以仁为妾。至五十三年以仁欲搬眷回籍，氏因身有疾病不肯归楚，向以仁伏乞愿意落发为妮，当收徐以仁银叁十两钱贰十千文以为终身过活之资，此系以仁甘心愿出，并无勒逼等情。自出字之后，再不缠扰，徐姓亦勿翻悔。特立一纸，永远为执，存照。
凭亲 唐文锦 仝在
周必丛
乾隆五十三年腊月初八日立出字妇秦氏
这份通知应该是徐以仁提交给法庭的，因为其中提到的情况彰着对秦氏不利。乍一看，这份通知有点怪。它的内容很像休书（尤其是还用了“出”字），但休书应该由男性来写，可这份通知的写立者却是秦氏；从样貌上看，这也不是休书而是一份条约，但是婚配关系可以通过条约来根除吗？天然不成。但施行上，秦氏和徐以仁根底就不是鸳侣。至少三年前写立这份条约的时候，他们不是。
解读这份条约的缺欠，在于“秦氏因四十八年自主嫁与徐以仁为妾”这句话。诚然在俗话中，“妻妾”经常口角不分，“妾”也被称为“如夫东谈主”“小爱妻”，但施行上，“妻”和“妾”的身份是一丈差九尺。
在《大清法例》的“户律·婚配”部分，专门针对“妾”的只消如下几条：
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律文103，妻妾失序）
凡居父母及夫丧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若男人居丧而娶妾，妻女嫁东谈主为妾者，各减二等。（律文105，居丧嫁娶）
凡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而子孙嫁娶者，杖八十。为妾者，减二等。（律文106 父母囚禁嫁娶）
凡收伯叔兄弟妾者，即照奸伯叔兄弟妾律，减妻一等，杖一百，流三沉。（例文397 娶支属妻妾）
因夫遁迹，三年之内，不告讼事而逃去者，杖八十。私行再醮者，杖一百，妾各减二等。（律文116 出妻）
从这些条规可知，“妾”在清代法律中是一个依稀的位格，她们时常仅仅“妻”的陪衬。对于她们的法例条规很少，而且全是惩责性的法规。惩责的对象并不是她们，而是让她们成为妾的男东谈主。而她们就好像一个意义的，却经常给领有者带来不幸的物件。天然，这内部的“妻妾失序”律条，照旧试图界定什么是“妾”，可也酌定说到“妾”不是“妻”，但“妾”是什么，她们究竟享有什么样的职权，却一个字也没提。换句话说，大清法例根底莫得“妾”这个群体，偶而认为只消把她们放在一个卑微、依附的地位就行了。
在现实中，“妾”亦然一种不上不下的身份。她在家庭中待遇和地位比奴才高一些，但又不会被视为的确的“主子”；她可能永恒地生活在一个家庭，却又不算这个家庭的细腻成员，不成参与祭祀、不成服丧，她的支属不算这个家庭的支属，她甚而无权养活我方亲生的儿女。她莫得经过三媒六证，她依附的阿谁男东谈主可以片面地决定她的归宿和去留。这个男东谈主身后，她承袭和惩办财产的可能性极小。
一个刀刀见血的妾的样本，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的杨九红。这个女子才貌双绝、个性昭彰，却毕生受尽白家上高下下的敌对。她很永劫候不成进白家大门；白二奶奶牺牲了，她不成戴孝，不成参加葬礼；她的儿子一世下来就被抱走，一世王人不认她这个母亲。 从名义上看，杨九红的悲催是因为早年当过妓女，树立不好，以及她脾气过火，不讨东谈主可爱。然而即便她不是这样一个东谈主，处境也好不了哪儿去。因为她是妾，即是不具有细腻家庭成员的职权，东谈主东谈主王人可以无视或者慢待的存在。
《大宅门》中的杨九红
费孝通先生在《生养轨制》中说：
作念媵妾的女子和她所属的男人并莫得投入婚配关系，她们时常是处于婢奴的地位，在她们的入伍中包括赐与主东谈主性的霸道。
关联词这亦然站在男性态度上，避难就易的说法。妾如何可能等于奴才呢？她们的女性肉体霸道了所属男东谈主的性欲，有时还能提供太太不成赐与的顺心；她们生的孩子增添了一个家庭的子嗣，有时照旧这个家庭仅有的子嗣。是以妾在一个家庭中详情比奴才膺惩多了，她们甚而充任着家庭稳固延续的“安全阀”。她们之是以卑微，仅仅因为礼制将她们压制在奴才的位置，圮绝给她们与施行扮装相匹配的职权和身份。这即是传统家庭的暴戾和失实。
总之，妾和她所依附的男性其实不是鸳侣关系，而是主奴关系。这样一来，乾隆五十三年秦氏和徐以仁缔结的那份条约就好知晓了。在那种婚配轨制下，他们的关系的确是一纸条约就可以达成的，和休妻、差异少许王人不沾边儿。
像秦氏与徐以仁这种片霎的、非细腻的两性关系，在乾隆年间的重庆绝非少数。乾隆年间的重庆城如故成为西南地区最华贵的交易城市和水陆交通要道，新兴的阛阓和大把的责任契机，眩惑了许多东谈主来这里讨生活，青丁壮男性居多，徐以仁即是其中之一。他来自长江中游湖北省的麻城县，穿行在长江上游各个城市作念生意。遇到秦氏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他如故38岁，在家乡有太太。但是和这个城市的许多外来只身汉一样，他渴慕生活中有一个女东谈主，不仅是为了霸道男性的期望，偶而还但愿有东谈主不断他的生活，多若干少缓解身在异乡的孑然。于是，他买下了40岁的秦氏作念妾，共同生活了5年，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徐以仁复返麻城之前，两东谈主签下了那份差异条约。
晚清一户东谈主家的妾给原配洗脚，站在一边的是英国旅群众伊莎贝拉·伯德
这样的分离在急巨变动的长江上游城市，险些每天王人在发生。那些飘浮无根的男男女女，好多时候王人仅仅对方性掷中仓卒的过客。对于审案的知事大老爷来说，这样的情况也司空见惯了。的确让他奇怪的是两点：
一、在乾隆五十三年的差异条约中，徐以仁莫得像那时的许多男东谈主那样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甚而把妾卖掉，反而还赔了对方三十多两银子，差未几相配于两个年青苗女的身价了。目下这个48岁的中年女东谈主看来是个蛮横扮装，她究竟使了什么技巧让徐以仁签下这份条约？
二、乾隆五十三年的一个“出妾”事件，如何三年之后还在纠缠，而且还变成了“差异”？
较量第二回合：麻城县以一敌众
与徐以仁缔结了第一份差异条约后，秦氏回到了重庆城。但是很快她就后悔了，可能是因为生活莫得着落，可能是合计差异费太少，又偶而是出于其他咱们不知所以的原因。乾隆五十四年头，她找到了途经重庆的徐以仁，央求他带我方回湖广故我。偶而是念及旧情，徐以仁心一软就答应了。于是，秦氏和徐以仁一谈踏上了归乡之路。关联词徐以仁万万想不到，目下这个女东谈主即是我方的劫运，他的家庭、他的东谈主生行将被搅得天翻地覆。
乾隆五十四年三月，秦氏抵达了麻城，见到了徐以仁的正妻刘氏和徐以仁的母亲万氏。刘氏和万氏对秦氏的到来天然感到无意，却也无奈地收受了这个现实。若是四东谈主就这样生活下去，倒也没什么。但是九个月后，也即是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七日，秦氏赴麻城县衙告徐以仁把她卖了！
对于这件事，秦氏和徐以仁给出了两个版块的叙述：
秦氏说：她是在重庆嫁给徐以仁的，不仅三媒六证，我方还带了嫁妆。直到旧年随徐以仁来到麻城，她才知谈徐以仁在故我还有妻室。她住进徐家后，徐以仁妻刘氏各式凌辱、狠毒她。自后徐以仁抢占了她的嫁妆，将她先后卖给郑宗周和郭廷耀。她是拼死从郭家逃出来，才来县衙起诉的。也即是说，徐以仁犯了三宗罪：骗婚、谋财和卖东谈主。
徐以仁则说：秦氏是他从重庆城的官媒手中买下的，原来即是妾。他回麻城之前，如故和秦氏差异了。是我方经不住秦氏的央求，才把他带回家乡的。秦氏到了徐家，整日和徐以仁的太太、母亲吵闹不休。徐以仁无奈，才把她“另配与郭廷耀为妻”。
在清朝的法庭上其实没什么“真相”可言。原被告两边说的王人是对我方成心的话，实在没什么对我方成心的情况，就干脆胡编乱造。于是每一张状纸、每一份供词中，王人是我方既无辜又可怜，对方既残暴又狠毒。而法官简直成了“鉴谎师”，在满篇的流言中尽力地捕捉事实的影子。
秦氏和徐以仁的供述亦然这样，同期看这两个版块的故事，完全不知谈该信谁。好在还有上文提到的那份出妾条约，可以阐扬徐以仁的叙述更真实一些。而秦氏所说的三媒六证、自带嫁妆云云，完全是编出来的。但他们二东谈主的供述照旧有一个重合的场所，那即是秦氏被以十八串钱的代价转让给了郭廷耀。也即是说，秦氏真的被徐以仁卖了。
其实秦氏与徐以仁的推敲，即是被卖的效果。徐以仁在档册中屡次提到，秦氏是他乾隆四十八年在巴县的“张官媒家说娶”，是“吴万通犯奸之妇”。那么“官媒”是什么样的东谈主呢？她（他）们是清代衙中的常设差役，大多是女性，但也有男性。衙门中与女犯、女性当事东谈主联系的事情，王人交给她（他）们来作念。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给衙门打杂的大叔大妈，她（他）们然而场所上从官到民王人要仰仗的东谈主物。
因为衙门里老是少不了女性的犯东谈主或案件当事东谈主，这些女子不毛糙和男犯东谈主关在全部，是以就得由官媒看押，有的干脆就住在官媒的家里。羁押达成后，总有一些女子是被亲东谈主或丈夫拒领，或者根底就无亲可投的，于是衙门又奉求官媒为这些女子择偶婚配，是以他们被称为“官媒”。也即是说，她（他）们一方面有进行婚配先容的官方许可，一方面手中从不缺恭候寻找下家的女性。像清代重庆这种随处只身汉的城市，不知谈有若干东谈主王人等着官媒帮着找爱妻呢。
港剧《金牌冰东谈主》中的官媒令狐喜，关联词现实中的官媒完全不是如斯光鲜好意思好
官媒的每一宗婚介王人是要收财礼钱的。根据每个场所的物价和生流水平，财礼钱也有高有低。像川北的南部县，收费王人不超越制钱十千文，简陋相配于银5-8两。而乾隆年间的巴县，有官媒收财礼钱“二十四千文”的记录，相配于银20两以上。而徐以仁说，他纳秦氏时给了官媒银25两，显着有些夸张。但是像重庆这样性资源稀缺的通王人大邑，女性价钱应该会比南部县高一些。这些钱，有的进了县衙的银库，有的则进了官媒我方的腰包。是以官媒可不是挽救退步妇女的热心志愿者，他们主办的婚介其实即是一种东谈主口买卖，而且是官府支撑的东谈主口买卖。正因为如斯，官媒时常不会老淳雄厚地只卖违规的妇女，他们还会卖良家妇女。若是一个男东谈主想把我方的爱妻卖了换点钱，或者一个东谈主商人想把拐来的妇女安全地入手，他们王人有可能去找官媒。因为通过官媒把女东谈主卖出去，措施上完全莫得问题，绝不会留住后患。可她本是良家妇女，不是犯东谈主啊？这也好办，给她安上一个“罪妇”或“犯奸之妇”的名头就行了。若是秦氏和徐以仁相识时，真的是所谓“犯奸之妇”，那她之前的气运可能是咱们遐想不到的磨折。而这种经过官媒连络的，被官府承认的妇女买卖，可以称为“官卖”。
还有一种卖叫作念“嫁卖”。即是名为“嫁”，实为“卖”。以这种模式买卖的妇女，一定是作念买家的妻妾。但是和平淡的婚嫁不同，嫁卖只消财礼，莫得嫁妆，而且财礼全部归主嫁者，一分钱王人不会给被卖的女子。打个不适当的譬如，就像今天的东谈主们买卖二手房一样。
严格地说，官媒的婚配先容亦然一种嫁卖，但官媒的婚介是官府允许的，而民间背地嫁卖则是罪犯的。《大清法例》的“刑律”篇中法规：
若用财买休卖休（因而）和（同）娶东谈主一如既往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东谈主各杖一百，妇东谈主离异归宗，财礼入官。（律367 放浪妻妾犯奸）
也即是说官府并不承认这样的婚配，无论是买妻的、卖妻的照旧被卖的，一朝被发现，王人要受100下杖刑。关联词在清代中国的各个地区，嫁卖王人很盛行。有丈夫嫁卖妻妾的，有父母嫁卖儿子的，有公婆嫁卖寡妇的，还有东谈主商人嫁卖被拐的女子等等。
为什么法律在这里就没灵验呢？因为嫁卖的妻妾比三媒六证的妻妾实在低廉多了。据学者统计，清代巴县嫁卖妇女的财礼钱，有59.3%王人低于10千文制钱（合银8两），许多东谈主甚而花不到5千文制钱就可以买一个妻妾。而平淡的结婚，财礼如何也得几十两银子。对于经济条目不好的家庭，这实在太有招引力了。
在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一个被嫁卖的女子，是北宋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她在17 岁的时候被她的第一任丈夫龚好意思，卖给了皇子襄王赵元侃。自后赵元侃成为北宋第三任天子宋真宗，刘娥则遗迹般地晋升为皇后、太后，执掌北宋朝政接近20年。北宋和清朝隔着600多年，但是在女子被动作物品被卖来卖去这少许，照实没什么本色的离别。哪怕贵为皇后，也可能是也曾被卖的女子。而秦氏被卖给郑宗周、郭廷耀，也属于嫁卖。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刘娥
第三种卖叫作念“拐卖”。拐卖是以出卖为主义，通过糊弄、威胁、收买、贩卖、接送、中转东谈主口的行为。在《大清法例》中，也将拐卖称为“略东谈主略卖东谈主”。
清代的重庆城，偶而是全中国拐卖妇儿子童案件最高发的场所。因为这是一个新兴的城市，莫得褂讪的下层社会和社区组织，渊博的外侨和流动东谈主口成群逐队地涌入，男女比例彰着失衡，照旧良莠混杂的水陆交通要道，是以拐卖东谈主口相配容易，也有昌盛的需求。据统计，乾隆年间《巴县档案》中的“妇女”类案件，有54%王人是拐卖案。这是一个何等惊东谈主的数字！而真实的案子更是匪夷所想。
比如乾隆六十年四月，家住太善坊的张邓氏和儿子长姑一会儿失散了。张邓氏的丈夫张松将母女二东谈主失散前临了见过的东谈主——邻居李元和李元的太太何氏——告上了公堂。在几番审讯之后，李元鸳侣承认张邓氏和长姑的确被拐卖了。但是追查母女二东谈主下降的历程中，又攀扯出越来越多的嫌疑东谈主。其中有巴县衙门的衙役（李元），有富顺县衙的幕友，永川县的乡勇，有同住太善坊的街邻，从外县来串门的老太太，行走于各县之间的脚夫等等。
临了，邓氏和长姑王人被找到了，结局还可以。可这个案子让东谈主细想极恐的场所在于：嫌疑东谈主扯出来十多个，每个东谈主王人不像行状的东谈主商人，但似乎每个东谈主王人多若干少地参与了拐卖。有的即是听张松爱妻聊了几句闲扯，就起意把娘儿俩拐走；有的是来巴县串个门，顺遂拐走两个东谈主；还有的是在中途遇上熟东谈主，就加入了拐卖的戎行。在他们的叙述中，把一个大活东谈主拐走卖掉，拆散一个家庭，好像是和吃饭、逛街一样再鄙俚不外的事。天然了，临了也莫得东谈主因为拐卖邓氏母女而受到刑事拖累。
可以绝不夸张地说，在乾隆年间的重庆城，每一个周旋在女东谈主、孩子身边的东谈主，王人有可能是拐卖她（他）们的东谈主。
意义的是，这种诱拐的剧情王人掺入了神话外传。今天人所共知的另楚寒巫的故事，其中有一个缺欠的情节是：老牛告诉娶不上媳妇的牛郎，来日薄暮会有几位少女在湖里沉进，你要捡起那件粉红色的纱衣，到树林里等着，来找你要穿着的阿谁少女即是你的太太。于是牛郎真的这样作念了，也真的把织女娶回了家。
今天的孩子们看到这个情节，会合计牛郎有点变态，他盗衣逼嫁的行为其实即是“拐”。事实是，这个情节是1910年前后才加入这个故事的。1910年代恰是清末民初，那是一个东谈主口拐卖的“黄金时期”。因为政事涟漪，功令零碎，再加上火车汽船用于宇宙交通，东谈主口拐卖变得空前的资本低、易操作。一时之间，东谈主商人王人快不够用了。而民风了这一切的东谈主们，就很天然地把“拐”的情节放进另楚寒巫故事内部。拐卖诚然与秦氏的案子没什么关系，但却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东谈主口买卖式样。
再说回秦氏的故事。她为什么被徐以仁卖掉？偶而是徐以仁再也受不了这个强悍执拗的女东谈主了，干脆心一横卖了她。徐以仁从郭廷耀处得到“礼钱十八串”，稍高于巴县嫁卖女东谈主的平均价钱。但是我揣测，徐家应该不缺这点儿钱，他仅仅太想解脱这个女东谈主了。
杨玥希制图
怕什么来什么。这件事不仅莫得让徐以仁放弃秦氏，反而让秦氏有了充分的原理去告徐以仁。在秦氏上呈麻城知事的诉状中，她说徐以仁卖了她两次，第一次是卖给郑宗周，第二次卖给郭廷耀，而且还抢占她前夫留给她的财产，60千制钱（约合银48两）。这又是一套真假难辨的说辞。她说我方被卖给郑宗周，但却拿不出什么凭证；她说徐以仁抢占了她48两银子，但一个被官媒发卖、无所依靠的凹凸女子，手里哪来48两银子？这即是她一贯的起诉计谋，把多数的流言粘附在少数的事实上，反而只消法官有一部分流言看穿不了，她就赚了。
关联词麻城知事也不是好骗的，他推翻了秦氏所有的观念，还在堂谕判语中痛骂她“不守妇谈，丧耻无行”，迫令她落发为尼。而徐以仁何处，除了退还郭廷耀的彩礼钱，莫得受到任何刑事拖累。是以这一轮的法庭较量，秦氏输得很澈底。
但是倔强的秦氏并不甘心，她赓续纠缠徐以仁一家。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也即是他们的讼事刚达成两个月的时候，秦氏和徐以仁又缔结了一份条约。在这份条约中，秦氏变成了徐以仁“为婚成配”的太太。而且徐以仁承诺，在两东谈主离异前要了债秦氏嫁奁银240两。
不是讼事王人打结束吗？如何徐以仁又签下了对我方这样不利的条约？而且秦氏这一次索要的差异费，竟然是两年前的8倍。她凭什么这样狮子大启齿？她凭的是礼俗。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所谓“礼”即是从乡土社会永恒的生活中凝真金不怕火出来的教悔和行为规定。在乡土社会，“礼”比法律停战德更有敛迹力：
法律是从外规模东谈主的，不遵法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东谈主的。东谈主可以秘籍法网，逃得脱还可以我方倨傲、粗豪。当先是社会公论所保管的，作念了不谈德的事，见不得东谈主，那是不好，受东谈主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谈德：若是失仪，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对、不成。这是个东谈主民风所保管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使在莫得东谈主的场所也会不成自已。
那时的麻城恰是一个尽头严格的礼治社会。“礼治”并不代表彬彬文质、岁月静好，而是另一套行为逻辑和强制性的规定，而麻城的“礼治”即是靠暴力和系族势力来保管的。好意思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对明清到民国的麻城进行了尽头精彩的推敲，告诉咱们礼治和这个场所长达7个世纪的血流成渠、惨烈暴力是如何共存况且相互塑造的。
是以徐以仁的行为，其实是严重冒犯了麻城的礼治社会。他带回一个身分不解的外地女东谈主，既不是妻，也不是妾，还闹得风雨飘摇。他作为一个家景可以的生意东谈主，竟然买卖女东谈主。这种事在百无禁忌的重庆城，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保守、礼制森严的麻城，实在是对家眷声誉、乡里秩序的一种稠浊。是以输了讼事的秦氏特意把事情闹大，当系族乡里的东谈主王人介入的时候，徐以仁就怂了。他咬牙签下那份承诺抵偿240两白银的条约，还承认秦氏即是他三媒六证的太太，无非是为了堵住秦氏的嘴。这可简直“打碎了牙齿和血吞”！是以麻城知事莫得刑事拖累徐以仁，也并不完全是放浪嫁卖妇女，而是他知谈还有比法律更严厉的制裁在等着徐以仁。
再反不雅秦氏，不得不说这个女东谈主简直蛮横。她不懂什么叫“礼治”，什么叫“法治”，也莫得读过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经典名著，却机敏地细察了这个社会的博弈规定。作为一个形照相吊、名声不好的外地女东谈主，她在麻城的处境原来是危急的，但她却让那些强悍的土产货东谈主在鸦雀无声中成了她维权的赞理。
关联词秦氏的刚强和神思转变了她的气运吗？并莫得。乾隆四十八年，她被官媒卖给徐以仁。然而她之前真的是所谓“犯奸之妇”吗？有莫得可能是被她的前夫扣上这个污名然后卖掉的？乾隆五十五年，徐以仁又将她卖给了郭廷耀，这是莫得疑问的。她还反复说，徐以仁也把她卖给了郑宗周。乾隆五十六年她回到重庆后，又“实从陈世福为妻”。是以在7年的时候里，秦氏最少被卖了2次，最多被卖了5次。这是生活在今天的咱们难以遐想的东谈主生资格。
较量第三回合：重庆城再战公堂
缔结了那份赔银240两的条约后，秦氏完全掌捏了主动。她天然知谈这样大一笔钱，徐以仁是会赖账的。但是她要的即是徐以仁赖账，因为这样她就能以借主的身份，不绝地纠缠徐以仁。而徐以仁亦然真的怕了，他签完那份条约后，立即躲回叙州府。然而秦氏又悼念叙州府，找她要了50两银子。对于秦氏来说，这一切照旧不够，她还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决定性的告捷。乾隆五十六年七月，趁徐以仁来到巴县的契机，她又把徐以仁告到了巴县衙门，也即是本文开首所提到的那一幕。
这一次，她大大方方地称我方是徐以仁“套娶过门之妻”，还刷新底线地把嫁奁角的价码提升到了400两，并抛出了“（徐以仁）将氏女并婢女一体嫁卖”这样骇东谈主闻听的指控。老到秦氏诉讼套路的读者，一看就知谈这些情节又是秦氏假造的。关联词审案的巴县知事却堕入了信息的泥潭，他写了一篇长达400多字的堂谕判语，推敲了许多案情细节，却唯独莫得质疑秦氏是“妻”照旧“妾”的问题。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十四日，秦氏签署了了案通知：
氏先年嫁配徐以仁为妻，携氏回广原籍麻城县，因以仁原妻目前，与氏顶牛，将氏转婚郭廷耀，鸳侣反目。氏喊禀麻城县主，自行披剃为妮，以仁来川，氏在楚地衣食无靠，自行回川找寻以仁，殊以仁控氏离异复嫁等情在案。蒙恩审讯断氏如故离异之妇，不得复行肇事。氏遵依结得，日后再不得借端肇事，结状是实。
从字面上看，法官根底莫得剖析那400两嫁奁银，卖女卖婢的事更是提王人没提，秦氏好像莫得讨到什么低廉。但其实否则，因为这份通知中空口无凭地写着“氏先年嫁配徐以仁为妻”“鸳侣反目”。也即是说，巴县的法官如故承认秦氏也曾是徐以仁的“妻”。而那些嫁奁银、卖女卖婢什么的，原来也仅仅狮子大启齿，淆乱法官判断的砍价计谋。由“妾”上位为“妻”，这才是秦氏的确想要的。
可就算秦氏得到“妻”的名分，法官也判他们差异了，有什么用呢？其实很灵验。在清代的不动产往复中，有一种往复模式叫作念“找价”。即是一桩往复完成一段时候后，不动产（比如郊外、房屋）的价钱飞腾，或者卖方堕入生活逆境，卖方可以再向买方索求一笔钱。这笔钱有时是不动产的差价，有时简略即是施助金。
比如我卖出一块郊外，卖了50两银子。过了半年，这块地加价了，于是我就找买主接头：“兄弟，这地可加价了，要不你再补给我5两？”。那位兄弟可能会说：“哎呀，涨得也未几，要不我补给你3两？”我一看也适合，当下成交。于是一桩原来如故达成的买卖，又往复了一轮。这是一种现代东谈主很难知晓的往复模式，它罢黜的不是买定离手、钱货两清的逻辑，而是传统熟东谈主社会中，每个东谈主王人有义务让别东谈主活下去的逻辑，也即是东谈主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提倡的“谈义经济”。
这种往复预设的方针是帮扶弱者，却经常会变成一种谈德要胁。就算首次往复的条约中莫得商定可以找价，只消卖方提倡来了，买方时常也得宽宥。有时卖方甚而可以找价三次、四次，买方也只可无奈收受。是以只消卖方心术不正，所谓“找价”分分钟就可以变成卖方对买方的反复敲诈。在东谈主口往复和差异案件中，这种逻辑也相同适用。
比如同治九至十一年（1870-1872），顺天府宝坻县李国珍以400吊钱卖掉了他的太太和襁褓中的儿子，原来两边签好了一份字据，保证李国珍以后不会再强大买家。可效果李国珍一花结束钱，就像喂熟了的狗一样一次次地去要钱，无论是乡里的长老照旧衙门的知事王人莫得办法隔绝他。诚然李国珍从来没说这是一种找价行为，但逻辑上即是一模一样的。
与丁壮男人李国珍比较，秦氏更有原理向徐以仁找价。因为徐家是做生意的小康之家，而她却是生活莫得着落的中老年妇女。若是她拿着巴县衙门开具的差异通知去找徐以仁要钱，徐以仁完全莫得办法圮绝。而按照秦氏强悍执着的脾气，她百分之百会这样作念。是以，经过三年多的诉讼，秦氏不仅洗白了我方的身份，还拿到了一张经久饭票，取得了碾压式的告捷。
“恶女”是如何真金不怕火成的？
写结束秦氏的故事，禁不住高歌过瘾。在我看到的清代诉讼档案中，这是惟逐个个底层女性为我方的身份和利益而战，而且大获全胜的案件。
作为在身份上处于残障，又空乏社会资源的女性，秦氏绝不认命。无论是濒临身份上高她一头的徐以仁、充满敌意的徐家女眷、官威所有的知事大老爷，乃至强悍暴力的麻城徐氏系族，她永恒宝石着我方的诉求，不挠不折于法律和礼俗的压制性规定，无视所有东谈主的坏心攻击。她甚而无师自通地习得了“讼师”的工夫，而且老是能把我方的不幸际遇（比如被毁掉、被卖、被逼落发），更动成痛打敌手的刀兵，简直称得上“渣男狙击手”。这一切让她的故事就好像一篇虚构的爽文。是以即便在一个纯度很高的男权社会，女性有时也可以说“不”。因为主宰着东谈主们行为的法律、礼俗和集体无说明，是有所不同的三个体系，它们有时相互解救，有时相互对消。比如法律对买卖妇女的格调很安逸，但礼俗却不允许一部分东谈主作念这样的事；法律不温雅妾的身份和职权，但谈义和礼俗却为她们提供一定进度的施助。于是叛变经常就发生在三个板块的交汇地带，仅仅在其间的盘曲腾挪难度很大，而且空间有限。像秦氏所取得的这般告捷，实属漠视。
但是秦氏的满身铠甲，终究是在一连串的不幸中变成的。在这个档册所触及的7年，她就像一个物品从一个男东谈主转手给另一个男东谈主。卖她的东谈主、买她的东谈主和她我方，王人对买卖她的肉体、糟踏她的庄严习以为常、指名谈姓。
文轩 探花好意思国粹者任想梅说，清代民国的家庭，可以视为一种“往复型家庭”。即是“除了生孩子之外，投入一户东谈主家或者从一个家庭离开，王人要通过财帛往复以及中间东谈主或“老妈店”从中配合。”这种说法让中国东谈主有些难以收受，但是至少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中国度庭的确不完全是血浓于水、柔情脉脉的共同体，而是把东谈主尽头功能化和物品化的社会单元。越是处在家庭结构底端的东谈主们，越无法取得庄严、自主性和安全感。而那经常即是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像秦氏那样渐失往复价值的底层妇女。
而秦氏所生活的重庆城，又增多了她生涯的难度。那是一个新兴的、以外侨为主的交易城市，东谈主的流动性很大，空乏假寓社会中为东谈主们提供稳固关系和社会保险的轨制。是以生活于其中的东谈主们，必须适合森林法则。就像秦氏，她贪心、自利、过火、不择技巧，如何看王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东谈主。
但是秦氏却依然生活在一个抗争允的、充满压制的社会。哪怕她能进出公堂、手撕渣男，也只可在轨制的破绽中高深地撕扯少许赖以生涯的资源。况且在打赢了对徐以仁的讼事之时，秦氏如故48岁了，她将来的日子又将如何渡过？
（本文曾以《“封建社会满是祥林嫂吗”：乾隆末年一桩差异案中的底层妇女》为题发表，作家对著作进行了部分校正，从新推出，原文瞩目从略。本文的档案贵寓由唐悦集结，特此致谢！）
淫咪咪